在推動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服務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命題下，如何有效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讓實驗室里的“科技之花”結出產業領域的“經濟之果”，是各地探索與實踐的重點。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以下簡稱“成都分院”）及其科技合作處，通過一系列前瞻性布局與系統性創新，在科技中介服務領域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成都經驗”，為科技賦能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生動樣本。

一、定位與使命：從“橋梁”到“樞紐”的升級

傳統意義上的科技中介，多扮演技術供需雙方的“介紹人”或“翻譯”角色。成都分院的實踐則實現了從“橋梁”到“創新生態樞紐”的跨越。科技合作處負責人指出：“我們的核心使命，不僅是促成單個技術的轉移轉化，更是要構建一個匯聚創新資源、催化化學反應、滋養產業土壤的綜合性平臺。”

這一轉變意味著服務內涵的深刻拓展：

1. 需求精準挖掘者：深入地方產業一線，與地方政府、行業協會、龍頭企業共同凝練“真問題”、“急需求”，變“被動接收”為“主動牽引”，確保科研攻關與產業需求同頻共振。
2. 資源整合配置者：依托中科院體系內外的科研、人才、平臺資源，根據地方產業規劃進行“定向組裝”和“精準投放”，形成“國家隊”與“地方隊”的協同創新合力。
3. 全鏈條服務提供者：服務環節覆蓋從技術評估、中試孵化、知識產權運營到產業落地、投融資對接、人才培訓的全過程，降低轉化風險，提升成功率。

二、機制創新：構建高效協同的轉化生態

“成都經驗”的核心在于一系列機制創新，打破了院所與地方、科研與市場之間的隱形壁壘。

• “院地合作”制度化、平臺化：與四川省、成都市及周邊地市州建立了多層次、常態化的合作會商機制。共同規劃建設了如成都天府新區、綿陽科技城等一批高能級創新平臺，使合作從“項目式”走向“體系化”。例如，推動中科院相關研究所與地方共建產業技術研究院、成果轉化基地，形成了“研發在院所、轉化在地方、產業在園區”的良性循環。
• “項目經理人”制度：針對重大產業化項目，設立由科技合作處牽頭，聯合科學家、工程師、知識產權專員、投資經理等組成的“項目經理”團隊，提供“一站式”、“托管式”服務，全程負責項目的推進與落地，解決了科學家“分身乏術”和市場端“無人對接”的痛點。
• 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探索建立了更加靈活的知識產權作價入股、收益分成模式，明確院地雙方在成果轉化中的權、責、利，特別是保障科研人員的合法權益，極大激發了科研人員的轉化積極性。聯合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設立成果轉化基金，共同承擔早期研發和市場風險。

三、服務模式：聚焦產業，深耕場景

成都分院的科技中介服務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緊密結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產業特色，進行精準滴灌。

• 聚焦優勢產業領域：緊密圍繞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先進材料、生物醫藥、綠色低碳等四川及成都的優勢產業和未來產業，組織中科院相關力量開展定向攻關和集群式成果轉化。例如，在電子信息領域，推動相關光電技術、集成電路設計成果在成都高新區等地落地生根。
• 深耕應用場景：不僅僅推廣技術，更注重打造技術的“應用場景”。與地方政府合作，在城市治理、智慧醫療、環境保護、鄉村振興等領域開放場景，讓新技術有“試驗田”和“示范窗”，加速其成熟和推廣。
• 培育科技型企業：通過專業化的孵化服務，助力實驗室團隊創辦高科技企業。不僅提供空間和基礎服務，更導入中科院的品牌、技術網絡和管理經驗，幫助“雛鷹”企業成長為“瞪羚”甚至“獨角獸”。

四、成效與啟示：高質量發展的助推器

多年的實踐，“成都經驗”已結出累累碩果：一大批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在川落地轉化，孵化培育了眾多高新技術企業，為地方產業結構升級注入了強勁的科技動能，同時也反向促進了中科院研究所的科研方向與國民經濟主戰場結合得更緊密。

其帶來的啟示深刻而明晰：

1. 高能級科研機構是區域創新的核心引擎：像中科院這樣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其組織化、體系化的科技中介服務，能有效放大科技成果轉化的規模與效能。
2. 中介服務的核心是“賦能”而非“中介”：現代科技中介必須向價值創造的深度參與者和創新生態的構建者轉型。
3. 體制機制創新是關鍵突破口：敢于在權益分配、人員激勵、組織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才能釋放科研人員和市場主體的活力。
4. 必須堅持需求導向與產業深耕：科技服務只有與地方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基礎深度融合，才能行穩致遠。

隨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邁向更高水平，對科技創新的需求將更加迫切。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科技合作處表示，將繼續深化科技中介服務創新，探索“科技+金融+產業”的融合新模式，完善全鏈條服務體系，讓更多“成都經驗”的可復制、可推廣模式涌現，為服務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更大力量。